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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至26日，马年春节年味未消，德国总理默茨应邀对中国进行其上任以来的首次正式访问，行程涵盖北京和杭州，颇有与中国相向而行启新篇的意味。其间，中国领导人同默茨会见会谈，默茨还出席德中经济顾问委员会座谈会，参观故宫、并走访中国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德国企业梅赛德斯-奔驰和西门子能源，可谓“马不停蹄”。
陪同默茨访华的，还有来自汽车、化工、生物制药、机械制造、循环经济等德国优势领域的约30家头部企业高管，德方寻求同中国深化未来经贸关系的目的十分明确。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的德国问题学者表示，在“特朗普冲击”重创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背景下，默茨此访将成为观察德国在战略竞争与务实合作之间如何寻求平衡的重要窗口，也是其阶段性外交试探与路径选择的直观展现。
将中德关系嵌入欧中框架
与前任不同，默茨更重视提升德国的外交能动性与战略自主性，并未将中国称为“系统性对手”。2月25日，他在北京向中国领导人表示，德方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一道，延续友好传统，坚持相互尊重、开放合作，不断深化两国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伍慧萍用“姗姗来迟”和“不甘落后”来形容默茨的“中国初体验”。默茨去年5月就任德国总理，但直至上任近10个月后才成行。与之相比，自去年12月以来，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和英国首相斯塔默等西方领导人已率先访华，“他们和默茨有相同的目标，即在中国的帮助下寻求经济政策的回旋空间”，德国之声电台网站报道说。
为凸显对访华的重视，今年1月，德方主动释放信息，默茨本人向中国拜年并表示希望“马年为德中关系带来力量和新的动力”。从主动预告、提前铺垫到密集更新访华动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杨解朴研究员指出，这体现出德方已将对华互动纳入其整体外交节奏中。
杨解朴认为可从3个角度来解读默茨此访聚焦的“未来合作”——从中德、中欧关系的发展阶段看，“未来”指向转型节点。当前欧洲经济复苏乏力、全球供应链重组、科技竞争加剧，德国重新界定与中国互动的边界，实则是将中德双边关系嵌入更大的欧中框架。
从政策内容看，中国在新能源、电动汽车、数字技术等领域快速崛起，这使中德双方在未来产业竞争与合作中的关系结构变得更加复杂。默茨此行意在探索在产业升级、气候转型、科技治理等议题上同中方建立既防范风险又保留合作空间的制度性安排。
从国际格局角度看，当前世界秩序处于调整期，德国需在大国博弈中重新校准自身位置，特别是保留与中国务实对话的能力。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分析师宋高祖认为，“对德国乃至欧洲来说，当下特朗普带来的冲击是急迫的，而中国的影响则是长期且深远的。”在杨解朴看来，美国在当前中德、中欧交往中既是约束变量，也是结构性推动力量，它限制了欧洲对华政策自主空间，又因增加不确定性促使欧洲保留对华合作的必要性。
中国再次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从日程安排看，默茨可能最关心的是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伍慧萍分析说。德国《商报》披露，随行企业代表来自拜耳制药、大众汽车、西门子、奔驰、德国商业银行等近30家头部德企，这也被德国媒体称为“自默克尔时代以来规模最大的商业代表团”。
就在默茨访华前夕，德国联邦统计局2月2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对中国贸易总额为2518亿欧元，同比增长2.1%。中国再次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曾在2016年至2023年连续8年位居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对此，默茨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与中国“脱钩”是错误的，只会伤及自身。
事实上，在近几个月中德多轮互动中，双方均强调了在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下发展双边关系、为全球注入稳定性的重要意义。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月24日介绍，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洲最大贸易伙伴和外资来源国，近年来，中德贸易额保持在2000亿美元以上，双向投资存量超过650亿美元，均占中国与欧盟总体规模的近1/4。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欢迎德方企业抓住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继续巩固传统领域对华合作，深挖新兴领域合作潜能。中方愿与德方一道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德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切实发挥对中德、中欧关系“压舱石”和“推进器”作用。
“德国在欧盟对华政策形成过程中影响重大，中方希望德国在欧盟内部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在经贸、气候、产业合作等议题上秉持开放理性的立场，避免将对华关系过度安全化或意识形态化。以中德互动推动中欧整体氛围改善，是中方现实考量之一。”杨解朴认为，中德重申支持自由贸易、坚持合作共赢、稳定双方预期，是默茨此访一大重要成果。若中德之后能在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现实下形成较为稳定的互动框架，将意味着双方逐步形成一种新的共识，即竞争可以存在、但不必演变为对抗，分歧可以表达、但不应阻断合作，这种“结构性稳定”则更具长远意义。
为未来培养更具多元认知的一代人
围绕默茨访华，杨解朴观察到，德国舆论的关注焦点包括经贸利益与产业竞争、“去风险”与安全，以及地缘政治定位等议题，这反映出德国国内对华认知呈现分化态势。比如，经济界尤其是大型出口企业普遍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与合作现实性，而政界与部分智库则更强调制度差异、技术安全与地缘风险。
近年来，中德进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也反映在赴德中国人才频次和去向的转变。伍慧萍发现，在她供职的同济大学，选修“德国概况”课程的中国学生人数明显减少，“过去，学生认为去德国留学是‘镀金’之举，但如今，他们发现德国的基础设施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完善”。此外，在就业方面，相较于进入德企工作，不少学习德语和德国研究专业的中国学生前往中国企业在德国的分支机构就业。
伍慧萍曾长期在德国留学、工作，并计划在今年7月再赴德国，与当地智库合作举办研讨会、发布学术报告。在她看来，加强双方往来，增进走动与了解，是中德解决产业竞争或贸易摩擦问题、进而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所在。“当德国青年来到中国，亲身感受中国日常生活和城市发展变迁，他们在认知层面会发生积极转变。只有认知发生改变，才会有后续的策略调整。”
多家德国媒体在报道默茨访华时均提及，中方领导人提出中德“要做相知相亲的人文伙伴”。“从恢复学术合作拓展到促进青年交流，从地方、城市层面的务实合作到企业与社会组织互动常态化，高层互动夯实了中德政治互信，为后续人文合作注入了持续动力。”杨解朴认为，青年交流对长期关系具有基础性意义。若双方后续加强奖学金项目、实习交流和文化项目等合作，将弱化单一安全叙事对青年认知的影响，为未来两国关系培养更具多元认知的一代人。
本报北京2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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